周恩来亲手签字送女儿孙维世进监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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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恩来夫妇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，特别关照过包括李鹏总理在内的许多革命烈士后代。这其中，只有三位关系密切的干女儿，可以叫他们夫妇为爸爸、妈妈。一个是叶挺将军的女儿叶扬眉，很小年纪就和父母一起因飞机失事而去世；另外一个是周恩来在南开时同学谌小岑的女儿，在延安时因为窑洞坍塌被砸死。有幸能活到解放后又那么有成就的，就只有孙维世一人。
　　孙维世的父亲叫孙炳文，北大前身的京师大学堂毕业，和朱德是四川老乡，年轻时的好朋友。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时期，两人在军阀部队里搭档，一文一武，已经打下自己的一番小天地，官至旅长级。虽为旧时代的军人，却有着质朴的进步思想，莫名其妙的战争不停的打来打去，牺牲了无数性命只是为军阀们多争了一些地盘。他们彷徨于当时中国的黑暗，同情百姓的疾苦，毅然抛弃优裕的生活和地位，邀约一起于二十年代初，跑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去寻找光明。在德国遇见已经是中共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，周恩来和两位老大哥谈了一整夜，欣赏他们追求光明的勇气和决心。在周恩来介绍下，孙炳文和朱德加入共产党，成为周恩来的亲密战友。一九二七年四月，已经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的孙炳文在上海被捕，被蒋介石杀害于龙华。当时，孙维世才六岁，孙家兄妹四人在母亲任锐的艰辛抚养下长大。
　　一九三七年，十六岁的孙维世跟随从上海出发的演剧队伍一路宣传演出到达武汉，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周恩来。这是一次悲喜交加的相逢，作为革命烈士的女儿，又是早年亲密战友的遗孤，孙维世受到周恩来的特别关照，立即被送到延安抗大学习。在征得孙维世母亲任锐同意后，孙维世从此生活在周恩来和邓颖超身边，成为他们的养女。
　　谁曾料到，三十年后的文革中，周恩来迫于压力，竟然亲手签字送孙维世进监狱，几个月后孙维世惨死在监狱，死时赤身裸体，手上还戴着镣铐……
　　其实，孙维世的悲剧是她在莫斯科拒绝林彪的求爱时就开始了，命运的作弄，生活在核心权力周围的孙维世，一不小心成为文革时第一夫人和第二夫人恨之入骨的共同敌人；孙维世虽贵为周恩来女儿，也只有死路一条了。
　　事因从一九三八年初讲起。林彪在山西被晋军哨兵误以为是日军开枪打伤，到年底时，林彪在妻子“陕北一枝花”张梅的陪同下到苏联养病。当时，有许多革命先烈的后代和党中央领导人的子女在莫斯科学习，如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，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，蔡和森的儿子蔡博，苏兆征的儿子苏和青，林伯渠的女儿林莉，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、毛岸青，朱德的女儿朱敏等。林彪比这群红二代也就大个十四五岁，却是这帮青年人眼中的英雄人物，大家对“常胜将军”十分崇拜，经常邀约一起到林彪那里去拜访，请他讲一些井冈山、长征和平型关大战之类的革命故事。
　　一往二来中，天生丽质、明艳动人的孙维世引起林彪的青睐。只要孙维世在场，林彪就情绪高昂，愿意讲故事，没有看见孙维世，就心不在焉，支支吾吾。红二代在莫斯科时经常搞郊游和各种聚会，邀请林彪参加时他总要求报每一个要参加者的名字，当听见孙维世要去时，林彪就高高兴兴的答应参加，孙维世不去，林彪就找借口推辞。
　　一个星期天的下午，林彪趁张梅外出看朋友的机会，单独约孙维世接到疗养院来相会。平时语言很少的林彪对孙维世讲了许多话，还向她诉说了与张梅之间的“痛苦爱情”。张梅本就一位陕北农村没有多少文化的姑娘，性格豪爽，头脑简单，说话大大咧咧，当初嫁一个民兵大队长非常合适；却被人介绍给满脑子谋略，善于思考的林彪做老婆，完全就不对路。林彪说他实在受够了张梅成天在他耳边黄雀鸟似的叽叽喳喳，已经下定决心要和张梅分手，然后直接向孙维世表达了他的爱慕之情。
　　林彪追求女人和他在战场上的英武一样，精心策划，抓住重点，直截了当，没有那些婆婆妈妈或者说浪漫情怀。不过，林彪的进攻却把孙维世惊呆了，大战略家的思维小女子那里能够理解，这是她第一次被人追求，又是大家心目中的大英雄，一下就被搞得不知所措。林彪也看出孙维世的窘迫，没有逼她马上表态，用一种很自信的语气结束了他们的谈话：“我是真心的很爱您，等待您的答复！”
　　一九四二年元月的一天傍晚，林彪准备回国的前夕，领着比他小十四岁的孙维世在莫斯科河畔的小路散步。林彪告诉孙维世，他已同张梅分手，过几天就要回国了，希望孙维世能跟他一块回国。要知道，林彪的内心世界是很骄傲的，一般只有女孩子来追求他，像他这样主动追求孙维世是很不容易的，一辈子唯一的一次。他用一同回国的理由，侦察孙维世对他的感觉到底怎样？
　　与金山相比，林彪更值得尊敬，但是林彪没有金山的风度和浪漫，没有那些甜言蜜语，也没有鲜花相送。刚满二十岁的孙维世充满理想世界的诗情画意，虽然此刻莫斯科河畔风花雪夜，却没有一点浪漫的感觉，她在感情上还没有做好准备，无法接受林彪直截了当的进攻，犹豫片刻后委婉地拒绝道：“很遗憾，我不能跟你一块儿回国，我正在念导演系，还没有毕业。”
　　林彪沉默了，不好再勉强，走了好几步后再抛出一个侦察系数：“那我先回去，我一定等你？”
　　孙维世并不给林彪面子，马上回答道：“不，千万不要等我，我还要学习四年哪！”
　　与此时莫斯科冰天雪地的天气一样，林彪本来火热的心，在孙维世的回答下变得冰冰凉，言不由衷的对孙维世放了一个烟幕弹，也是留下一个后话，说道：“四年算什么？多长时间我都等你！”
　　虽然这样说了，经过这些侦察，林彪很失望，对这段感情不再抱有希望；孙维世成为林彪一生中，唯一没有攻破的“堡垒”，回国不久就同叶群结了婚。
　　一九四六年十月，孙维世终于毕业了。有了林彪哪个承诺，这几年孙维世没心思结交其他男朋友，是因为林彪的烟幕弹，还是挥不去金山的影子我们不知道。孙维世通过满洲里回国后，在李立三夫人李莎和林伯渠女儿林莉的陪同下到哈尔滨体验生活，出于对林彪是东北局最高领导的尊重，前往林彪住处去进行礼节性拜访。
　　林彪听说仍然单身的孙维世要来访，想起四年前的承诺心生愧疚，亲自迎接，热情款待，为孙维世安排了极为丰盛的家庭晚宴。叶群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，凭着女人的直觉，看出了林彪仍然藏在心中的那份爱慕，不由得大为光火，害怕自己的婚姻出现危机。她以李立三的名义给周恩来发出一封电报，要求孙维世不能呆在东北，再以李立三之手把孙维世送回西柏坡，让林彪彻底断绝了对孙维世的幻想。周恩来为此很生气，电报中批评李立三神经过敏。李立三平白无故被叶群玩了一把，电报之间又无法过多解释，周恩来后来信不信李立三的解释不知道。
　　孙维世经过林彪这么一折腾，无论是林彪的原因还是自己的原因，到一九五零年与金山再见面时，已经是一位二十九岁的老姑娘，要想再找到一个条件相当的未婚青年谈论婚嫁，太难了。当面对激情四射的情场老手金山时，孙维世很快就坠入其怀抱，成为金山的俘虏。
　　金山的婚姻都会让周恩来操心一番，无能是“分”还是“合”，总是要闹到周恩来那里去才会有结果，不知道上辈子老周同志欠了金山什么债，会是这样一个“缘分”？
　　这一次，金山居然把手伸向了周恩来的养女，金山又如何去周恩来那里交代？
　　但是，现在的金山已经修练成精，不用他出面了，所有的工作都交给孙维世来完成。
　　一九五零年八月八日这天中午，孙维世买了红玫瑰、蛋糕、蜡烛，跑到中南海西花厅，趁周恩来夫妇没有回来之前，自作主张布置了一番。
　　周恩来和邓颖超下午回来时莫名其妙，孙维世笑盈盈的说：“今天是你们的银婚纪念日，女儿要给爸爸、妈妈好好庆祝一下！”周恩来夫妇结婚二十五年来，一直生活在动荡不定的年代，结婚纪念日早就忘记了。干女儿的精心安排，让一家人其乐融融一起渡过那个闷热的夜晚。趁着周恩来夫妇很高兴，孙维世主动讲起自己的婚姻大事，讲起她和金山的恋情。
　　周恩来听见孙维世一提到金山，顿时感到自己的失误，怎么就把女儿安排到金山身边去工作，这不是把女儿送入虎口吗？原来以为金山是有妻子的人，妻子又是年轻、美丽、极有才华的张瑞芳，孙维世怎么可能会纠缠进去？坏就坏在周恩来只按自己的思维在考虑问题，那可是金山啊！金山什么事不能做出来？
　　周恩来和邓颖超对孙维世谈了许久，反对孙维世想和金山结婚的想法。他们倒不是不喜欢金山这个人，只是认为金山风流成性，孙维世跟他结婚很不靠谱。再说，孙维世的条件是当时红色中国首屈一指的，嫁给金山实在太委屈了。
　　天色已经很晚了，开始其乐融融的氛围变成一种凝重。孙维世的言语传递出她和金山非同一般的关系，周恩来夫妇终于明白自己的劝阻已经毫无意义，刀山火海也拦不住了，金山是孙维世非嫁不可的人。
　　一九五零年十月十四日，北京青年宫张灯结彩，红色花花公子如愿以偿牵手红色公主。金山和孙维世身着礼服在门口迎客，北京各界名流和同仁们纷纷前来贺喜，包括苏联驻华大使罗森、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冯文斌、罗瑞卿将军、吴玉章老先生等都来了，赵丹带着新妻黄宗英也特地从上海赶来庆贺。
　　当邓颖超出现时，孙维世很激动，左看看右看看后又很失望。邓颖超知道女儿的心思，笑着解释说：“周爸爸今天有重要会议，实在不能脱身。”其实谁都明白，周恩来是不会来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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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山娶张瑞芳时，周恩来夫妇送的是一条漂亮的手工桌布，自己女儿结婚，他们又会送什么礼物呢？只见邓颖超拿出一个薄薄的小布包，说完一番祝福的话后，邓颖超让新婚夫妻一块儿打开让大家看看。参加婚礼的许多朋友都跑过来围观，当看清楚这个礼物时大吃一惊，原来是一本五月一号才开始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，大家明白这是“如来佛”在给花花公子上个紧箍咒。周恩来夫妇的幽默让大家都笑了，金山也笑了，却笑得很尴尬。
　　孙维世结婚有一个人特别高兴。这天，青年宫门前齐刷刷来了三辆小汽车，第一辆车下来的是孙维世在苏联学习时的朋友毛岸英和毛岸青。毛岸英下车时牵着一位女孩子的手，这是他的妻子刘思齐，今天正好是他们结婚满一周年；明天一早，毛岸英就将奔赴朝鲜战场，这是挤出时间赶来参加金山的婚礼。第二辆车下来的是李敏和李讷，最后一辆车辆下来的是一位身穿“列宁装”的年轻妇人，大家定神一看，原来是江青。
　　江青为什么要兴师动众来参加孙维世婚礼？这事儿又得交代一番；
　　一晃十年时间过去了，靓丽而有学识的孙维世单身从莫斯科回来了，走到那里都引来羡慕或者嫉妒的眼光。这不，刚到东北就引起叶群的极度紧张，叶群略施小计才化险为夷。当孙维世从东北到达西柏坡时，不知何故又引起江青的不安，江青找到孙维世谈话，一些话又不好说得太露骨，她用很亲切的口气说：“我是主席的夫人，你是周副主席的女儿，我们要搞好团结……”江青这话讲得太有水平了，既说明了事理，也给孙维世划分了辈分。
　　不过，让江青紧张和难过的时刻还是来了。一九四九年底，毛泽东借斯大林七十岁生日之际，安排中共代表团访问莫斯科，商讨签订中苏友好条约，以期待得到苏联全方位的支持。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出国，又是中苏两党巨头的第一次碰头握手，中共中央极为重视，随行人员有陈伯达、师哲、叶子龙、汪东兴等。江青闹着要求同往，却被毛泽东拒绝。因为，随行的翻译组组长是孙维世。当年，孙维世陪同周恩来夫妇到莫斯科治疗手臂伤，后来留在莫斯科学习，就是毛泽东特批的。
　　不过，安排孙维世担任翻译组组长是一件很蹊跷的事，中共和苏联有着长期的亲密关系，这种政务活动并不缺乏翻译人才。而且，中共的高层领导人中，通晓俄语的也大有人在，却让一位学习艺术的女孩子去当翻译，实在让人费解。事实上，这也是孙维世仅有的一次参与国家政务活动。
　　这是一次漫长的旅行，十二月初，火车从北京出发一路往北，然后从满洲里出境再一路向西，代表团于十二月十六号抵达莫斯科。旅途中发生了什么事情，随行人员忌讳莫深，通通三缄其口。不过，敏感的江青还是得到蛛丝马迹，疯狂的找一些随行人员询问情况。江青也是聪明人，所有这一切活动，都是她私下秘密的进行。最让人揪心的消息是一位低层工作人员讲述的情况：“不知道有什么事情，只听见孙维世一个人在房间里偷偷的哭泣。”
　　不久就传来孙维世要与金山结婚的消息，江青听见后极为兴奋，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一大半。江青嚷着要求除毛泽东外，家庭所有成员都必须参加婚礼，根本不管毛岸英明天就将出国远走他方，人家小两口应该安安静静的享受一下私生活。江青为了自己的事情从不顾及别人感受，就喜欢这样强人所难，随意支配别人，毛岸英非常反感江青的这个秉性。
　　这就是江青非常高兴的来参加金山婚礼的原因。婚礼上，北京和上海演艺圈的许多导演和演员都来了，这些人有不少是当年她在上海的朋友或同事，可江青目不斜视好像谁都不认得，只和邓颖超打个招呼，然后就跑去祝贺新人，完了后独自坐在沙发上嗑瓜子。
　　那时，江青还没什么权力，只是摆着第一夫人的架子，于是大家也假装不认识她。毛岸英、毛岸青和李敏在这里看见不少在苏联学习时的同学，忙着和同学们交流。李讷还小，看见这里这么热闹很快就溶入欢乐的人群，这就把江青独自扔在沙发上孤零零的一个人呆坐着。
　　孙维世发现没人和江青说话，有些过意不去；毕竟是大喜的日子，自己作为主宾应该接待好每一位前来庆贺的客人，便走过去陪江青聊天。
　　江青直截了当发问：“你怎么不去看我？”
　　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　　“还不是想问问你和主席去苏联的事！”看来江青对这事儿仍然耿耿于怀。
　　孙维世脸色一下就变了，这事儿怎么给江青说得清楚呀！她强忍住情绪，在这大喜的日子里决不能为此扫兴，孙维世东拉西扯的给江青应付着。没人知道当时江青是什么感觉，是增加了疑惑还是放松了神经。直到临走前，江青才拿出礼物，是一副很精致的钩花丝绸被套。
　　回头来看，孙维世那么快嫁给金山，也许还有不为人知的原因。尘封的历史，总会有让人明白的哪一天。
　　历史走到六十年代中期，在山呼万岁和红旗招展下，江青和叶群成为中国最有权势的俩位女人，当她们坐在一起享受人生最美妙的愉悦时刻，自然不会忘记要收拾那些曾经冒犯过她们，或者给她们添过堵的“仇人”。俩人私下达成共识：“你的仇人我帮你抓，我的仇人你帮我抓！”
　　两位正在指点江山的大红人，弄死几个仇人是易如反掌的小事一桩。而孙维世早就是第一夫人和第二夫人共同恨之入骨的敌人了，早晚只有死路一条。
　　从延安时代起，孙维世就刻意的回避着江青，她实在不喜欢江青那矫揉造作的性格和为人处世的跋扈。到了一九四九年底那趟莫斯科之行后，孙维世更是有了难言之隐，完全回避着江青；两人要这样相安无事，也只是暂时的。
　　到了一九六三年，江青逐渐从后台走向前台，插手文艺界的一些事情。一天，孙维世到青艺剧场观看话剧《杜鹃山》，当演出结束时迎面碰见江青走过来。江青叫住孙维世不让走，寒暄几句话后江青对孙维世说：“你没看出来吗？《杜鹃山》有不少问题。你来和我合作，抓一下这个戏，搞他个样板来怎么样？”
　　如果是其他人有这个殊荣一定会受宠若惊，求之不得。孙维世一直对江青是避之不及，当然要找借口推辞：“这个戏是青艺的，我已经离开青艺好几年了，现在的中央实验话剧院也有不少事情，这些情况你是知道的。我作为同行提提建议没什么不可以，但要涉及人家的工作，可能不太方便吧？”
　　江青被孙维世拒绝，有些恼怒的说道：“你顾虑那么多干啥！有我在，谁敢不听？”完了后，看得出她压了压自己的情绪又说：“要不，你来给我当参谋，我们一起来抓一抓话剧？”江青对孙维世在话剧上的功底是认可的，始终想把孙维世抓在手中。
　　孙维世一点不给面子，她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很好的理由：“总理已经批准我去大庆深入生活，准备在大庆搞一个反映石油工人生活的现代戏。”
　　江青听见孙维世把总理抬出来了，无奈地说道：“看来，我只好孤军奋战啰！”
　　一九六四年春，孙维世创作并导演了以大庆人演大庆人的话剧《初升的太阳》，所有上台的演员都是大庆的石油工人。这是新中国话剧史上，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一次成功的艺术创造。也就是这一年的国庆前，在歌舞剧《东方红》的座谈会上，江青突然跑进来坐在孙维世旁边，这次她不是那么客气地低声说道：“维世，你搞了那么多戏，有没有问题呀？这次该去我那里了吧？”孙维世仍然是敷衍了事。
　　江青由此得出一个印象，话剧是针插不进、水泼不入的“独立王国”。人们根本不知道，江青当时三番五次找孙维世谈话，是为了完成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，是为了毛泽东正在运筹帷幄的大计做铺垫。
　　一九六二年中央七千人会议上，毛泽东前所未有的受到一些批评，使他越来越感觉自己大权的一步步旁落。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上千万人，这实际证明了由毛泽东主导的“三面红旗”的失败，在党内引起巨大的非议。搞经济既然不如刘少奇，搞政治运动是毛泽东的强项，毛泽东谋划以反修正主义为根基，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大革命，以重新树立自己在党内外的威信。
　　于是，被雪藏多年的江青被毛泽东推到前台，希望江青为他的文化大革命注入有实质内容的新元素，这才有了江青从一九六三年开始在文艺界的上蹿下跳。要在文化战线启动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运动，这是一项内容广泛的系统工程，绝不仅仅限于话剧样板戏。后来，上海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从政治高度出发，发表《评“三家村”──<三家村札记>的反动本质》，从文化的理论层面敲响了战鼓；林彪从军队的政治思想教育，再到部队的文艺工作上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绝对地位；江青的样板戏也硕果累累，获得了极大成功，这才促使毛泽东下定决心拉开文化大革命的帷幕。文革开始后，上面那几位功臣都获得了丰厚的奖励。
　　所以，江青对孙维世的几次谈话，其实暗藏玄机，背后的来头之大孙维世是无法预料的，她根本不可能从政治高度去细想内中的缘由。江青在孙维世的话剧领域受挫后，终于在京剧领域找到同盟军，这就是文革初期三个样板戏全部是京剧的原因，这是江青从一九六四年就开始筹划运作的结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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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板戏作为文革的成果之一，其影响在当时是巨大的，大至八十岁的老人，幼至两三岁的小朋友，都能哼上几句样板戏。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，如果没有江青的样板戏成为革命成果，文化大革命的理由和威力似乎要苍白许多。

　　孙维世从大庆归来后又一次去面见了毛泽东。她虽然可以自由出入中南海，现在已经不是延安时代了，要见到最高领袖，没有毛泽东的亲自召见是不可能的。孙维世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完全不算一个人物，为什么会受到毛泽东亲自召见，实在令人费解。他们这次会面谈了什么话题不得而知，可能会涉及到文艺界的事情，甚至可能直接要求孙维世配合江青的工作。至于有没有其他一些事儿，不敢乱猜测。从孙维世后来的结局来看，这次召见大约也不够理想。

　　文革初期，发动群众是运动的重点，所以有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几次接见红卫兵，斗争的矛头和焦点是对着刘少奇这样一些大人物。孙维世这样的小人物虽然靠边站了，暂时还是安全的。到了一九六七年的六七月间，毛泽东以摧朽拉枯之势，迅速打破了“修正主义体系”，运动向着深入发展，江青和叶群才能有机会坐在一起，一边品着西湖龙井茶，一边说着点杀仇人之事儿。

　　最先遭殃的是孙维世的大哥孙泱。九月的一天，江青和陈伯达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时候，两人异口同声说道：“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是坏人，是特务！”江青还补充说：“他是日本特务，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！”

　　孙炳文当年被蒋介石杀害时，孙泱才十二岁。孙泱到延安后一直受到朱德的特别关照，后来担任朱德的秘书。孙泱以在朱德身边工作的经历，参与撰写《朱德传》，正是这本《朱德传》给孙泱引来杀身之祸。有人认为，这本书对建军和建国的阐述极力夸大了朱德所起的作用，这是一个政治错误，文革刚开始时，孙泱就靠边站了。现在江青再给孙泱扣了几顶大帽子，孙泱还能活吗？几天后，在革命小将无比义愤的斗争下，孙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。

　　孙泱的死，矛头显然不是对着孙维世的，打倒一个孙维世不需要这么大的铺垫。弄孙泱是对着朱德来的，朱德也看清楚了这些人的用意，他说：“孙泱有什么错？他的错无非有两点，第一是给我当过秘书，第二是说了真话！”

　　孙泱遇难前，朱德曾经请周恩来出面施以援手，周恩来害怕在这敏感时期形成“朱、周”联手的口实，苦笑着推辞道：“有些人我没有保他，他的日子还好过一些，我保了他，他的日子更难过了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！”

　　周恩来更不会想到，孙泱居然那么快就被折磨致死。他的父亲孙炳文当年被蒋介石密令腰斩于上海，临刑前高呼：“我今就义亦从容！”舍生忘死的坚定革命者，换来的却是儿女被诬陷蒙难的结果，难道这是他当年追求的理想？

　　周恩来被绑架上文革这辆战车后，一直带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感情。一方面，他不敢和毛泽东决裂，维护党的思想统一是他一生坚持的基本原则；另一方面，周恩来不认同文革这种惨烈的全民浩劫，全盘否定过去让他感到痛心疾首，也无所适从。周恩来是中国几千年政治舞台上少有的品格完美之人，唯一的缺陷是性格柔弱。他一直在维护和修补之中挣扎，心力交瘁的渡过他生命的最后十年。

　　周恩来在文革十年中的形象是忧伤而苦涩的，他委曲求全，屈服于淫威，却又常常不顾自身安危，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护国家基本局面不致于太烂，拼尽全力扶住摇摇欲坠的大厦，以防失控和崩塌。在这样一种状况下，周恩来肩上的压力太大了，对一些人的保护，成为痛心疾首而鞭长莫及的奢望。

　　人们看见，在波涛汹涌的汪洋大海上，周恩来的一条小舟随波逐流，随时可能被狂浪吞没，但仍在奋力的搭救一些落水者。面对密密麻麻众多的落难者，小舟只能搭载很少的几位，更多的人只能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去争取生路了，这其中也包括自己的女儿孙维世。

　　孙维世得知大哥冤死后悲愤交集，她写了几封信，一封是给江青的，信中坚持认为孙泱不是特务，死因可疑，要求中央文革派人去调查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孙维世仍然那么天真，以为还可以摆事实、讲道理。以为低下头给江青写了信，江青就会像过去那样找她谈工作，说事情。

　　孙维世还试图像过去那样到中南海去找周恩来，可是守卫的士兵全部换了，她一个也不认识，而且被告之不可以随便进入中南海了。孙维世只能用写信的方式去找周恩来，她在信里说了什么，没有人知道；周恩来收到信件没有，更没有人知道。所有写出的信都石沉大海，没有人来理会孙维世的悲愤，她不知道自己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，更不知道危机已经一步步向她逼来。转眼功夫，那些她所熟悉的权力人物都弃她而去，变得虚无缥缈，孙维世这才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。

　　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底，江青派人抄了金山的家，并把金山逮捕。抄家时，造反派截获了孙维世的几封信，这些信很快全部交到江青手中。这是孙维世后来又写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一些信件，却一封信也没能送出去。在写给毛泽东的信里，孙维世希望英明的主席立刻制止江青的政治活动，因为被她迫害的人太多了；信中可能还提及有其他事情，不然江青不会对这个信的反应如此激烈。

　　江青怒气冲冲的拿着信去找周恩来，大骂周恩来纵容自己的女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。此信对江青的刺激非常大，让她的愤怒达到极点，居然还打了周恩来的耳光。这是周恩一生中唯一被人打耳光，他竟然也忍声吞气，默默的为不懂政治的天真女儿承受这个侮辱。不光如此，对孙维世的逮捕证很快放在了周恩来办公桌上，江青要求周恩来亲自下令逮捕女儿。周恩来一言不发，在逮捕证上违心地签下了自己的姓名。让人费解的是，周恩来会因为江青的跋扈就签署对女儿的逮捕证？有点牵强吧？

　　金山被抓，家被抄以后，孙维世已经预感到自己随时会有危险。她在天安门广场和妹妹孙新世最后一次见面时说：“现在有人要陷害周总理，我只是一个小人物，死了没关系，绝不能连累他，一定要保住他。……我不会自杀的，万一哪天我死了，一定是被别人害死的！”这是妹妹孙新世最后一次见到孙维世，也是姐姐留给她最后的话。

　　孙维世是在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被捕的。经过一番筹划，按照原来的约定，江青借叶群之手，动用空军的现役军人逮捕了孙维世。孙维世被抓后，既没送到金山等人关押的秦城监狱，也没有送到部队的军法处，而是送到已经被军管的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。江青这样安排，是防止周恩来找到机会来保护孙维世。

　　人们虽然不能知道孙维世在信中写了什么，却记载下了江青对此信的疯狂反应，这宣示着他们之间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？杀人灭口是封闭秘密的最好办法，孙维世被关进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，就是要置她于死地的一个布置。

　　有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，江青和孙维世之间到底是“情敌”还是“政敌”？由于涉及敏感的话题，根本不能去深究，这个问题就只能提，不能答！不过，从不同角度留下来的一些只言片语和蛛丝马迹，只能隐隐约约书写一个模糊的轮廓；一些事情的真相和详尽原因，时间也许能够解释一切，但历史能留下的未必是美好的东西。

　　为什么江青要把孙维世关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呢？因为这里有一个江青培植的亲信，此人当时在看守所担任军管组副组长，名叫刘传新。这是一位野心勃勃，一心想往向上爬，对江青和叶群唯命是从的人物。

　　孙维世被捕以后，曾经亲自建立起中国情报系统的周恩来，派人多方查询也找不到孙维世被关押在什么地方，他没想到江青让刘传新把孙维世的名字改成“孙伪士”，并被确定为“关死对象”。文革中，新中国本来就很脆弱的司法体制被砸烂，只需要某人一句话，就可以确定一个人的生死。死在“关死对象”下的人不少，包括国家领导人刘少奇、贺龙等等，这一类犯人由于特殊原因不审不判，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来折磨，慢慢关死。

　　抓孙维世的同时彻底的把家抄干净，一些照片和信件全部密封，直接送到江青的住处。这里边有孙维世多年来和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，有这些领导人给她的亲笔信，甚至有人说还包括林彪当年给孙维世的情书。有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江青对孙维世表示友好和亲昵的信，还有康生给写给孙维世赞扬她艺术造诣的长信。江青亲手处理这些东西，一边翻阅一边撕毁，最后全部付之一炬。

　　只留下一张照片，这是周恩来接见孙维世、金山和大庆职工演出《初升的太阳》剧组的合影。飞扬跋扈的江青现在吃准了周恩来委曲求全的心态，她拿着照片再去打击周恩来，威胁说这是他塑立“黑标杆”的铁证，周恩来只能苦笑着赞扬江青同志觉悟高，要向江青同志学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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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六八年三月中旬的一天下午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东北地区的造反派代表开会。突然，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接到江青办公室电话，说江青正准备吃饭，听说周恩来召集的会议后，立刻赶往大会堂来参加会议了。成元功在中南海工作多年，知道江青的口味，亲自安排给她准备了晚饭，又和汪东兴一起站在人大会堂门口等待江青同志到来。江青下车后，成元功请她先去用餐。

　　不料，江青勃然大怒：“为什么不让我去开会？一定是周恩来在开黑会！”成元功分辩道：“你愿意开会可以立刻去，我们是接到通知才给您准备晚饭的。”

　　江青愤怒的指着成元功的鼻子骂道：“你就是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狗，孙维世就是睡在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狼！”骂完后江青怒气冲冲的冲进大会堂，当着与会人员质问周恩来，开这样的会议为什么不事先通知她这位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参加？你们避开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这样的会议，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，大闹了一个多钟头也不罢休。

　　成元功从一九四五年就开始担任周恩来的警卫员，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，就因为给江青安排了一次不恰当的晚餐，被江青骂成一条狗，并因此受到停职调离岗位处分，再下放到“五七”干校劳动，直到文革后才复出。

　　孙维世被抓前后，江青一直以孙维世之事要挟周恩来，不断制造事端，她采取以攻为守，先发制人的策略，搞得周恩来很被动，不敢在孙维世案上有所作为。

　　江青为什么敢在人民大会堂大闹会议，当着那么多造反派的面奚落周恩来？这源于文革走到此时，江青作为中央文革小组（代理）组长，权力已经超过周恩来。只是江青的能力大打折扣，毛泽东仍然要依靠周恩来处理繁杂的具体事务。

　　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，中共中央在《五一六通知》中规定，中央文革小组直接“隶属中央政治局常委会”，说明文化大革命还是要接受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。同年八月八日，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》中又规定，中央文革小组是“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”。

　　凭借这两个文件的规定，周恩来以政治局常委和总理身份参与文革的进程，以自己的理性思维来对待这场疯狂的革命。但在一九六七年“二月逆流”后，毛泽东抛弃了除林彪外几乎所有的老战友，全力扶持中央文革小组这帮新贵，使中央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。形成的事实是，中央文革小组不光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号施令机构，也是国家的政权机构；以后各级地方政府纷纷成立“革命委员会”，全部是在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下完成的。

　　周恩来顶着一个空头衔的总理身份，照理说是什么事儿也不能做的。面对江青不断的胡搅蛮缠，只能面对现实，步步退让。周恩来必须要调整策略，缓和与江青紧张的关系，才能坚守自己最后的一点阵地。因此，从国家大局着想，孙维世案就显得微不足道了。放弃孙维世，也从此放弃对文革本来就有限的一点指挥权，是周恩来不得不做出的选择。再说，孙维世案是江青和叶群两个最有权势女人联手做的案子，再由军队中的造反派出面操办，背后的水有多深，周恩来是知道的。如果挺身而出，就意味着与当政者的彻底决裂；周恩来也倒下了，中国将陷入更深的灾难。再艰难的处境，也要忍辱负重啊！周恩来的坚守终于换来几年后邓小平的复出，为中国保住了复兴的最后希望。

　　这样的境况下，在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一次群众集会上，周恩来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下高呼口号：“誓死捍卫中央文革！”并发表了赞扬江青同志，向江青同志学习的讲话。

　　刘传新傍上江青这颗大树后，帮江青和叶群办了许多不便办的事情，获得了她们的信任，也为刘传新在北京市公安局的胡作非为壮了胆。经过几个月的精心准备，一九六八年八月，刘传新在北京体育馆召开八千人的“控诉批判大会”，把原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全部清洗掉，局长冯基平被定性为“特务分子”，另有八百一十四名公安干警被定性为“叛徒、特务或者反革命分子”，集中关押到北京西南二十公里的良乡进行审查。清除掉冯基平等老领导后，刘传新顺利的成为北京市公安局第一领导。

　　刘传新被扶正后，北京的“无产阶级专政”彻底掌握在江青手中，她就可以利用刘传新为所欲为做任何事情，放心大胆地对孙维世进行迫害。刘传新也急于报答主子的赏识，孙维世的死期也就不远了。

　　有了江青的这些精心安排，孙维世在监狱里的日子能好过吗？加上孙维世性格刚烈，被关押后就没有低过头，奋力的和他们抗争，完成是肉体碰钢刀那么惨烈。一位同时被关押的难友回忆，看见孙维世每天受到的折磨，我们也议论过她为什么不老实一点，这样抗争是熬不下去的，何必要硬碰硬遭那么多罪受？

　　狱友回忆说：“有一天，孙维世从外边回来，别的狱友叫我快趴到门上的小窗口去看孙维世。我看见一个队长走在前边，后边特选的两个犯人推着她往前走。她低着头提着脚镣，头发都披在前边，根本看不见面孔。那两个犯人，一看就是一脸横肉的杀人犯或刑事犯，一路上对她打打踢踢，那位警察在一旁视而不见……”

　　用其他犯人来折磨“犯人”，这是对“关死对象”其中的一条措施。

　　在严酷的折磨下，孙维世每天都要增添新的伤口，不到一个月已是遍体鳞伤。每到夜晚时疼痛难忍，如果呻吟便是示弱的表现，她只能用唱歌来缓解自己的苦痛。一些狱友们都记得这黑夜中像远方传来的“夜半歌声”，在狱警的斥责声和打骂声中时断时续。歌声一点也不美，还有一点恐怖，那是痛苦和悲愤的呐喊！

　　也许孙维世希望以唱歌能向人们透出消息，默默无声一样会被折磨而死。在这煎熬的日子里，她一定盼望着养父养母会伸出援手，但更希望养父养母能够平安渡过这场劫难。专案组的人在追问孙维世“罪行”时，特别关注她和周恩来的关系，想从孙维世这里找整倒周恩来的证据。孙维世清楚这些人的险恶用心，她要以牺牲自己来保护养父不受到一丝牵连，那些难友怎能理解孙维世在狱中如此刚烈的原因。

　　十年前，母亲邓颖超曾经给女儿孙维世写过一封信。

　　亲爱的闺女——维世：

　　匆促地看了你，未能尽所欲言。回来后总觉不能释怀！说真的，在你的病未痊愈以前，我是不能放心的！亲爱的维世！你必须认识你所害的病的性质——慢性消耗病，还可能引起并发症。目前医药的治疗，固然是必须的，但不可缺少而有带决定性的关键，则在于你既要认识病的性质，更要掌握它，善于和它作斗争，这就需要你能充分地休息，排除一切人为的消耗，并预防感冒和其他可能的并发症！！

　　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任何的风险、艰难、困苦的考验。遭受着病的折磨和病中的寂寞，并且要战胜它，这也是一个考验。我热望你在这方面取得胜利！在不久的时间，就能痊愈出院！看书是最能使你受到消耗而削弱你对病作斗争的力量。千万要少看书，最好不看，善于自己消遣，积蓄力量，以便对疾病作胜利的斗争！金山亦应这样帮助你，不能一味地顺着你的要求。

　　衷心地望你能重视我的话，祝福你早日痊愈健康！

　　此信望你给金山一阅。

　　你爱的、爱你的妈妈手书

　　1958.4.24

　　这封写得“字字见母情，行行显慈意”的信中，我们感受到了一位母亲对女儿病情的牵挂，也印证了邓颖超和孙维世之间的母女情深。

　　我们无法想像，孙维世依靠什么力量来支撑她在狱中倍受折磨的二百多天，“周恩来的女儿”应该是她最主要的力量源泉。

　　孙维世在狱中遭受惨不忍睹的折磨，我们可以从一个叫王××的交待材料中窥视到一些细节。这个人虽然不是孙维世专案的核心人物，却从他的口述中，得知了孙维世专案让人震骇的一些内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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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××交待说：“孙维世那个案子不能提，一提就做恶梦，好几年都缓不过来那个劲。孙维世在里面不到半年就给弄死了，那是早就有人关照过的，根本活不过整年去（指一九六八年）。一开始审她，我还去了，可去一次我就不去了。不是不让我去，而是我不敢去了。那不叫审，那就叫整，说得具体点那就是侮辱人，用书面上的话说就是蹂躏。我有次还问我们的头头说怎么这样整这女的，头头给我一份材料看；我一看，这案子来头太大了，上面都点名了。那几个专案的人整累了，回来喝水聊天时还说，那女的（指孙维世）性子真××的烈，还以为这是中南海呢！……孙维世死的那天我不值班，回来取东西时，听他们说她死了，要我们立刻赶去。我就去了，正赶上往外抬人，死的太惨了，身上就盖着一条白布单，脸上还有血。……后来八十年代让我们这些人交待时，我就把头头给我看的那个材料也给交待了。材料上有一句话我记得最清楚，这是江青说的。那时候江青是什么人啊！她说的话跟圣旨也差不多，我怎么能记不得呢？材料上说孙维世从大庆回来后还去见过毛主席，江青就指这件事说孙维世是狐狸精，是美女蛇，还说她是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。后来上级组织把我交待的这段话给删了，也没给我解释为什么……”

　　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，孙维世惨死在公安局看守所的五角楼。这一天，正是孙维世与金山结婚十八年的纪念日，十八年前那天，江青在婚礼上向孙维世提出的问题永远没人能回答了。孙维世的死状很惨，遍体鳞伤、赤身裸体，手铐脚镣都没有除下，王××的交待中也提及这一点。不过，汉语中的赤身裸体和一丝不挂不是完全意义相同的词汇。据王××交待说，孙维世死时衣服穿得很少。不管是一丝不挂还是赤身裸体或者穿得很少，都揭露了孙维世冤死过程的黑暗所在。

　　三天后，江青一伙将事情全部处理完毕后，周恩来这才知道孙维世已经死了，他忍住心中的怒火，挥笔写下文绉绉的几个字：“（孙维世）自杀或灭口，值得调查！”又写到：“应进行解剖化验，以证实死因。”

　　在江青授意下，刘传新迅速将孙维世火化，那里还有解剖化验追查真凶的机会。当妹妹孙新世到公安局要求领取姐姐骨灰时，得到的回答是：“不留反革命分子的骨灰！”孙维世比王莹的结局还惨，连骨灰都飞灰湮灭了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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愚人

好长的故事，得慢慢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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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好长

小维

险恶的人心啊